我的房东斯蒂夫一家有一个很大的花园。每个周末，斯蒂夫夫妇都会带着三个孩子在花园里玩耍。

　　有一天，斯蒂夫太太和先生商量：“你看这花园的草疯长了，花也不成形了，下个礼拜天我们修整一下。”斯蒂夫大声叫起来：“你没看见我这段时间正忙着?干脆请个人算了”我正好从他们身边经过，一抬头瞥见了花园的小房子里堆放的锄草机、剪刀，便说：“如果你们没时间，我可以帮你们做。”我帮他们做当然是无偿的。他们一家平时待我特别热情，再说，我在国内时，每年寒暑假都去给经营苗圃的叔叔帮忙，修花剪草的活儿也学过几招。

　　斯蒂夫太太看着我，双眼放出异样的光彩：“真的?露茜，你还会做这活儿?”她惊喜的表情和语气倒让我有些不自在起来。我红了脸，忙低下头：“只是略知皮毛，也不知道做得好不好。”“那要多少钱呢?”“这点小事，谈什么钱!”“那怎么行?你的劳务怎么能不算钱呢?”“权当是我练练手艺呗。”我笑着说。“花园要是修整得不好看，邻居会笑话我们的。”斯蒂夫插了一句。其实，邻居的花园我也看见过，都是些简单的修整，虽然胸有成竹，但我仍然不能将话说得太“满”，“那我试试看。”斯蒂夫夫妇若有所悟地点点头。

　　三天后的一个下午，我放学回来，看见一个穿着工装的人正在花园里推锄草机。我觉得有些奇怪，心想我不是答应了他们吗?怎么又请人了?这时，他们12岁的大儿子赖斯从屋里走出来，我小声问他：“这是你们请的工人吗?其实，我也能做的。”赖斯盯着我说：“你真的会做?”“那当然，我以前学过的。”在小孩子面前，我倒显得非常自信。“我妈妈说，你不要工钱，只是想练手艺，你自己都没把握，怎么能把花园弄好?”我蒙了，愣在那里不知说什么好。

　　我站在一边看工人干活，他的手艺并不好，修剪过的草坪参差不齐，还要再做第二次。但是他却明码开出他的劳务价：每小时8美元。史蒂夫夫妇对他手艺的认可也许就是因为他开出的这个价吧。而我，却因为无偿而遭到拒绝。

　　没多久，我那曾引以为豪的“谦虚谨慎，与人为善”的处世哲学又一次让我碰壁。

　　那个周末，我开着旧跑车去参加一个同学聚会。车行至露洛里，有一个右拐弯。我微微转了转方向盘，左眼的余光里突然闪过一辆红色的别克。我侧头，果然它是在加速超车!在拐弯处超车，这是极其危险的!

　　我急中生智来了一个急刹车。对方可能也发现了危险，手忙脚乱地左转方向盘。由于刹车太急，我的头重重地撞在前车玻璃上。幸好，玻璃没碎。我呆坐了两分钟后，缓过神来，转头去看别克。发现它已撞在了左边的栏杆上，窗玻璃溅得满地都是。我慌了神，忙下车向它奔去。

　　车主人满脸是血，失神地望着我。“I"m sorry，I"m sorry!”我忙不迭地道歉，并马上打了救护电话。

　　十分钟后，救护车到了。医生给他做了全面检查，发现除了头部外伤外一切正常。这时，警车也鸣笛而来。他们简单勘测了现场后，将我拉上车，要带到警署去。“别克”的主人因为要到医院打消炎针，做包扎，便由另一名警员带上了救护车。看着他满脸血渍、痛苦的表情，我心里也很难受，又说了一遍：“I"m sorry。”

　　警员分别对我们做了调查笔录。很快，他们形成了意见：“别克”是受害者，我负责赔偿他135美元的医药费。我糊涂了，他违章超车怎么还要我赔偿?警员的解释是：因为没有第三者在场，难以调查出真相。根据“别克”的口供和他们自己亲耳所听，我在第一时间承认了自己的过错。我简直要气疯了，这叫办什么案!我一句礼节性的话语竟然成了定罪的证据!

　　“当然，你如果不服这个意见，可以上诉。”警员慢条斯理地说。我当然要上诉!

　　经过半个多月繁琐的诉讼、取证、申辩，法庭最终给了我一个公正评判。但那两位警员却不肯为自己草率的行事向我说一声“I"m sorry”。 官司虽然赢了，但我的心情却并不轻松。

　　后来，和一位来美国多年的同胞讨论中美两国的礼仪文化。他说，其实美国人也很注重礼仪，只是他们的感情比较外露，是怎么样就怎么样，“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像中国人，以含蓄为美，崇尚礼多人不怪;而且，他们的自我意识也很强，不轻易否认自己，当然也不会随意接受别人的帮助。不久之后我遇到一件“好心没有好报”的尴尬就是这句话的验证。

　　我在范德里大学学习物理，每天早上我都是最先到校的学生。每次走进校门，我都能看见雷泽太太佝着腰在做地面清洁。听说，雷泽先生两年前患肺癌去世，留下两个孩子，现在一家三口的生活全靠雷泽太太在学校做后勤的薪水。她不过刚刚40岁，但她的脸色却很憔悴，背也有一点驼。

　　一天早上，我进校门却没看见那个“佝着腰”定格的画面。看看地面，仍有很多污渍，显然雷泽太太还没有打扫。是忘了?还是有其他事耽搁了?上课时间还早，我没多想就拿起拖把干了起来。

　　“先生，”不知什么时候，身后突然传来一声嘶哑的声音。我转过头，原来是雷泽太太，她的脸涨得通红，表情很痛苦。“先生，你这样做太过分了。我一个人带两个孩子，身体又不好，这份活对我来说很重要。而你有奖学金，身体好，干什么都能挣钱。”我听得云里雾里。这时，旁边有几个学生经过，也在窃窃私语：“雷泽太太多可怜，连这份工作都被人抢走了。”我恍然大悟：原来是雷泽太太误解了。我忙将拖把递到她手里。我发现她的手有些烫。她不解地望着我，说：“你不和我争了?”

　　这时，一个小女孩跑过来，拉着她的衣角：“我来帮你做。你还在发烧呢!”小女孩说，妈妈昨晚 烧了一夜，早上醒来从窗户里看见有个年轻人在做卫生，以为我是乘人之危顶替了她，便硬撑着身体起来了。

　　我劝雷泽太太回房里躺着，并向她解释，说工作还是她的，今天算是我帮她。“那怎么行啊?我做这活，他们是付了工资的。”最后，我不得不答应，晚上到她家吃饭，算是她回报我。

　　后来，我和雷泽太太一家成了朋友。我给她讲了我们中国人乐于助人、无私奉献的传统。她刚开始总是不太理解，后来看我的确是善意的，因此对于我偶尔的帮助也能慢慢接受了，但她却总是会馈赠我几道可口的点心。

　　很长一段时间，雷泽太太撑着病体、看见我抢了她饭碗时那种绝望的神情，在我心里都挥之不去。我一直对自己那天鲁莽的善行给她造成的心灵伤害而歉疚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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