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难最残酷的大学入学考试”“至今还没有任何人得过满分的考试”“用无人机对付作弊的考试”……这两天，一些国家的媒体也和我们一起聊着中国高考。随着9日部分省最后的考试科目结束，一年一度的“高考舆论”达到高潮。想了解中国的变与不变，研究高考也成为外界的必修课：媒体从中国为防高考作弊动用无人机谈到中国的反腐运动，学者谈论中国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是否有了此消彼长的变化，智库研究“如下地狱般的考试”正引发“中国人在改革与传统之间的重新思考”，甚至做文化交流的人也从“高考移民”增多看出中国的贫富差距正在拉大。今年的中国高考，就是这样热闹。

从动用无人机监考到打击高招腐败

今年高考，外电把中国多个部门联合整肃考风考纪与中国的反腐挂上了钩。俄罗斯《报纸报》7日在报道“中国黑色六月的考试”时说，在历年高考中，都会出现作弊现象，今年也有地方发现替考，为防止作弊，今年有些省甚至动用无人机监考，其目的是在空中全方位捕捉无线电信号，防止通过手机等工具作弊。德国《南德意志报》8日报道说，多年来，有地方的学生、教师和政府官员进行“猫捉老鼠”游戏，作弊手段更为隐蔽，“但现在谁作弊，谁将付出代价”。德国《世界报》评论说，中国高考从未有如此严格的防作弊手段，“这反映了中国的一个社会现实”。

俄罗斯高考正在6月中上旬进行，所以，中国确保高考公正性的做法更引起俄媒关注。俄BFM网站7日称，今年中国高考与往年相比有一定变化，最主要的是，为保证高考公正性，防止腐败发生，中国高考加分人数大幅减少，包括体育特长生和奥林匹克竞赛等多种加分情况有所改变。最主要的是对高校自主招生进行严格控制，此前，在这一领域中国已公布多起腐败案件，多所高校负责人因腐败而被捕。文章说，一些人通过关系和送钱等方式进入名牌大学，高考招生中的腐败引起中国民众强烈不满。许多民众认为，特招是高校产生腐败的温床。因此，今年中国加大了高校反腐力度。

韩日等国媒体关注的焦点也是中国对高考舞弊行为的严厉打击。韩国《国民日报》转载有关中国记者卧底替考团伙参加高考的报道，同时也提到这一行为引发中国社会的不同反应，有人认为作为记者揭露报道天经地义，但也有一些人认为这一行为不妥。日本《产经新闻》4日也以“中国高考出动无人机监视作弊”为题刊文，罗列以往中国高考中的作弊手段。

6月初通过英国移民申请考试的孙先生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说，他参加的是1995年国内高考，很多细节仍历历在目。他认为，高考时间已从最热的7月改为气候较好的6月，本身就是社会进步。孙先生在伦敦一家房地产销售公司工作，他至今痛恨应试教育给自己造成的“硬伤”，害得他出国后自感“英语还要从头学起”。谈到整肃考风考纪，孙先生说，从强化高考考场正气开始，加大抵制高校腐败、内幕交易、考生作弊等行为，只有这样，中国的教育制度才会被国际社会所尊重，中国的学术质量也更容易被世界真心认可。

韩联社等韩国媒体认为，中国正努力为考生提供公平合理的考试机会。韩联社报道说，中国的高考还体现出以人为本，比如，多个省区为盲人考生准备盲文试卷，多地的考场启用空调，对于忘带准考证的考生，也通过一些补救方式可以先入场考试，交通方面也一切以考生优先，同时严格控制考场外的噪音污染。

“高考状元”和“高考移民”都是看点

英国人沃里克上世纪90年代末曾在中国一所知名高校留学，他目前在伦敦一家亚洲文化交流中心工作。沃里克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他当时对中国人常提起的“状元”“名校”“烂校”等说法很不理解，因为，在英国，很多高校都有自己引以为豪的几个专业，没有一无是处的学校。他认为，高考过去给中国带来的最大负面作用就是把高校分成了三六九等，而之后的扩招政策也没有改变这一趋势。由此可见，高考还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中国人的一生。

中国今年高考报名考生942万人，就已经让外界惊呆了。要知道今年俄罗斯高考人数是72.5万，德国和韩国去年高考人数分别为43.27万和64.06万。而人口还达不到942万的国家和地区，全球至少有上百个。今年全国高考人数虽然比去年多3万人，但外界还是强调中国高考“自2009年报名人数连续5年下降”这一背景。德国全球新闻网8日称，北京今年高考人数比去年又少2000人，越来越多直接申请出国留学的高中毕业生在中国被称为“高考移民”。

沃里克经常和中国教育机构以及留学生打交道，已注意到很多中国高中生不再将高考看得很重，因为很多人都有出国留学的“PLAN B”（备选方案）。但他担心，参加不参加高考逐渐成为中国划分社会阶层的一个参照物——高收入家庭的孩子可以不把高考当回事，考得好就先在国内上，考不好就出国，而中低收入家庭还要无奈地把高考当成改变命运的敲门砖。沃里克说：“中国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局外人通过高考就看得清清楚楚。”

“中国正争取更多外国大学借助高考招生。”美国《高等教育纪事报》网站3日以此为题报道称，中国目前正推动海外高校认可中国学生的高考成绩。据报道，澳大利亚已有多所大学接受中国学生基于高考成绩的入学申请，这意味着一些学生不需要参加为期一年的预科学习，最多的能省下约合25万元人民币的学费和生活费。一些美国高校也在考虑根据高考成绩招收中国留学生。今年5月，美国旧金山大学成为最近一所基于高考成绩和“一对一”面试招收中国学生的海外高校。该大学发表声明称，此类学生将不需要参加SAT、托福或IELTS等考试。法国、德国和西班牙等国的一些高校也已开始基于中国申请者的个人表现而认可其高考成绩。在法国，高考数学和理科成绩正被用于评估申请入学者的学业水平。

这一现象体现了欧美学校对中国教育改革成果的认可。美国《高等教育纪事报》网站评论说，为消除外界认为高考主要是考学生死记硬背能力的看法，中国官员在定期开展的国际教育交流活动中告诉外国高校，中国的高考已涵盖更多科目并将个人和社会角色纳入评估体系，这包括从事社区活动、参与文化和体育活动等。但目前鲜有中国学生仅因高考成绩而被欧美高校录取，他们还需要在语言水平测试中获得高分，这对许多中国学生来说极具挑战性。德国柏林基础教育研究学者莫里茨·海尔曼告诉《环球时报》记者，随着中国高考制度改革，中国高校有了更多自主权，也逐渐与国际标准靠拢。

中国高考已成为欧洲研究中国的窗口。德国柏林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网站6日刊发题为“高考2015年：中国的考试地狱——在改革与传统之间重新思考的第一个迹象”的调研文章，其中提到的“传统”之处有：高考仍遭到部分人诟病；学生和家长抱怨压力大；来自贫困地区，特别是农村学生仍处弱势；大城市的学生更容易获得就读一流大学的机会；而取得顶尖大学“入场券”的学生毕业时进入公务员行列或大企业的机会多。“改革”之处有：改革的既定目标是减少学生压力，以及更加公平；中国教育系统重新思考试点方案，包括英语等科目比重的重新设置；高考表现欠佳的学生也有了更多选择，如进入职业高等院校，或私立及国际院校。

高校改革要“从量向质转型”

国外舆论的确在透过高考看中国的变与不变，但对于中国教育改革特别是高校改革，很多人仍有更大的期待。格雷是一家英国报社的记者，曾驻中国4年，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中国学生很聪明，甚至“早熟”，当面对高考命题作文时，很多考生会为高分套路化地写一篇没有多少真心话的漂亮文章，其实那未必体现考生的真实思考。有的日本媒体还渲染中国高考的残酷性，如日本《新潮周刊》称“中国高考是自杀者屡见不鲜的最残酷考试”。文章援引日本拓殖大学教授富坂聪的话说，中国高考是世界上最残酷的考试，因为中国有着浓厚的“科举”传统，而且由于独生子女政策，家长对孩子期望值非常高。另一学者高口康太说，中国高考考生数量是日本参加大学入学考试者的18倍，竞争异常残酷。他认为，中国教育还没有摆脱超强度的“填鸭式”教育，导致“学生认为除了学习其他事都不重要”。这种现象与中国社会氛围密切相关，中国好一点的单位，都要求求职者拥有大学学历甚至名校学历，在这样的氛围下，素质教育对当前的中国来说，还是不切实际的设想。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6月1日刊文称，宣布参加美国总统竞选的惠普前总裁费奥里娜近来表示，“中国人会考试，但他们不会创新，他们极其没有想象力，他们没有创业精神……”尽管她的这番言论或许听起来具有攻击性，但却受到中国众多微博用户的认可。香港《南华早报》近日也以“为培养出真正具有创新意识的人才，中国高校必须奉行开放理念”为题刊登美国私人投资者莫乃昂的文章。莫乃昂认为，就大学毕业生数量而言，中国已超过美国，中国大学生的素质将推动或阻碍中国的崛起。中国每年大学毕业生人数从2000年时约100万到今年的750万，中国的高校数量在此期间已达2400所，在这种“大跃进”过程中很难维持高校质量。中国的教育体系仍然不得不回答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曾经提出的一个问题——中国的学校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德国学者海尔曼认为，随着中国高校扩招和各类民办学校的出现，与改革初期相比，中国高校的学生人数猛增，但在达到一定的规模后，中国高校应“从量向质转型”。他认为，中国社会逐渐发生变化，许多家长和教育界人士支持教育改革。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深厚的国家来说，要改变高考制度自然困难重重，“但在内力和外力影响下，中国高考制度改革已经和正在进行”。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预测，今年高考结束后，中国教改力度会继续加大。中国教育界越来越重视职业教育，同时地方政府鼓励本地大学与国际伙伴以多种方式合作。根据官方数字，目前有超过1000种不同的合作项目，德国也参与了很多同中国学校进行职业教育的合作。